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对学术期刊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与使命。目前，学术期刊仍然处于一种继续向前发展的状态。在此过程中，无论在国内社会文化影响力方面，还是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影响期刊发展的因素。由此，进行问题表达就成为学术期刊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路向。就此，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迪：“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
从问题视角来看，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既表现为鱼龙混杂，又表现为有些期刊不能充分引领学术发展，不能有效支持社会文化的发展诉求。学术期刊虽然处于学界关注的中心点，但其自身的发展在我国文化发展中还不是一种“强势”存在。具体来说，学术期刊的问题表达可以表征固化现象、路径依赖现象和无序现象。固化现象，是指学术期刊在经历了某种形态的发展之后，因受各种因素，诸如外部因素、内在损耗的影响而呈现出的与时代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的固有复制状态。在人工智能与信息时代，有些学术期刊仍处于纸本时代的办刊模式，置公众号、期刊二维码、网络传播于身外，即使有之，也仅仅是形式的意义上。这样的思维方式表现在期刊编辑的办刊理念之中，有些编辑对于数字化只是文字上的感知，没有时代感，对时代的诉求也就不敏感。期刊对于自身应该承担的使命无动于衷，自然会导致期刊发展的固化，创新更无从谈起，进而陷入问题纠缠之中。路径依赖现象，是指学术期刊在办刊理念或思维方式上因循旧习的行为路径。路径依赖很难使我国的学术期刊步入新时代的轨道，也是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序现象，是指学术期刊在发展过程中受内外部力量的影响而失去其自主性的情况。由于背弃了它本身所应该践行的使命，以及外在因素的影响，一些学术期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之中，出现了功利性、保守性现象。这与学术期刊的使命是不相符的，尤其需要我们注意。
面对学术期刊发展难题，学者往往从制度、伦理、期刊理念、编辑思维等角度进行破解，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关键词”——学术。学术期刊存在的根本在于其“学术性”，这也正是学术期刊回归本体的逻辑向度。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著名的“场域理论”中指出：“社会生活在现代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的场域而存在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定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这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自觉存在的“场域”，这个自觉存在，就是“场域”中所有行动者及其行为的准则。而如果不同“场域”的界线发生越位，则会出现“异治”（Heteronomy）情况，从而不利于“场域”的合理运转。同理，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个“学术场域”，学术期刊应该是学术场域的重要构成。在这一场域中，存在着学术场域与学术期刊的自洽性。这也是二者发生关系的伦理规制。但这一自洽性经常由于一些源自外围的因素而遭到破坏，这也是学术期刊遭到学者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学术期刊的运行附着了自身以外的其他因素。而为使学术期刊回归“学术”本位，作为学术期刊主体，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为学术而存在：学术期刊的生存之道。从场域理论来看，学术期刊有其自身发展的学术逻辑，这是它发展的本真性命题。如果期刊运行为外界各种非学术力量所左右，处于“异治”状态，那么学术期刊所处的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不仅于学术无益，而且恶性循环，进一步破坏或损伤学术，它自身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为此，学术期刊共同体应该建立良善的编辑学术伦理，强化编辑的学术意识与学术担当，严守编辑规范，祛除编辑过程中的非学术因素。编辑应充分意识到，学术是自己的根本坚守。
建立编辑学术共同体：形成编辑学术身份认同的基石。学术期刊非学术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对编辑学术身份认同的缺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编辑的认识处于一种加工与校对的狭窄的观念之中，这是一种过时的、与现实并不相符，也与学术期刊的发展不相合的认识。改革开放至今，编辑行为的发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一般性加工到学术性编辑的过程，事实上，就目前来看，编辑队伍整体的学术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编辑学者化并没有促进一个成熟的编辑学术共同体形成。
与学术共同体形成学术契约：学术期刊认同的责任伦理。在学术期刊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双主体——编辑学术共同体与学术研究者共同体。二者之间形成的契约正是学术期刊合法性存在的基础。破坏了这一契约精神，学术期刊的非法性存在就成为必然。这一契约来自学术的内核，我们具体可以把它表述为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意识。如此，践行二者之间的契约就成为学术期刊良性运转的基本要求。而在具体的实践中，经常出现二者之间舍学术根本而为之的学术发表的“寻租”行为，是以导致期刊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建立以契约为守则的边界和伦理取向就成为学术期刊化解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体而言，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引发了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各方面也为治理学术期刊开出了一系列良方。而就根本而言，我们认为，其发展仍取决于学术期刊自身，在于“学术”二字，由此即可引导学术期刊走出困境。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9日）
